刚刚颁布的民法典将如何影响你的生活

特殊节点、复杂形势下，全国两会拉开大幕。这是非同寻常的“两会时间”，举国关注；这是非同寻常的“中国时间”，举世瞩目。2020年，中华民族站在重要时间点，摆在面前的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的历史任务。荔枝特报推出“两会特刊”，深度对话权威专家学者，解读时代命题与两会热点，带你读懂奋进中的“中国样本”，走进正在奋力书写的“中国故事”。

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重磅议题之一。经过全国人大代表审议，民法典将“跑完”立法程序最后一程，中国民法制度迎来新时代。

法国谚语称：“民法乃万法之母。”这部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为什么新时代的中国需要这样一部民法典？民法典草案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它对我国立法体系和百姓生活又将产生哪些重要影响？荔枝特报对话了参与编纂民法典草案的专家。

新时代的中国呼唤民法典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民法典草案包含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共7编加上附则、84章、1260个条文，总字数逾10万字……草案里的条款，涉及到自然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消费借贷、婚姻家庭、生产生活，这部鸿篇巨制的民法典不仅是民事权利的宣言，更是民事活动的基本遵循和依靠。

为何当下的中国需要这样一部民法典？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长期致力于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的起草和研究工作。他认为，民法典编纂将极大推进我国民事立法的体系化；有效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利于完善市场经济法制；为实现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提供制度保障；为执法和司法提供基本遵循。

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轶表示，此次制定民法典要回应“中国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法典回应了新时代的需求。

“民法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王轶说，对于现有的民事立法，民法典编纂不是推倒重来，而是承前启后，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步骤，很好地体现了坚持和完善之间的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

66年“磨一法”：四次启动未果，几代中国人的夙愿

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党和国家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先后四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第一次和第二次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取得实际成果。

上世纪80年代，新中国历史上第三次民法典起草的立法活动期间，法律界围绕是先制定民事单行法还是民法典曾有过一场争议。

“当年中国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此后的变化可能一日千里，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来说难以凝聚足够的共识。”王轶告诉荔枝特报，因此，当时领导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立法工作的彭真、习仲勋等同志深入研究后，决定按照“成熟一个通过一个”的工作思路，确定先制定民事单行法律。王轶认为，尽管这一次民法典编纂没有最终完成，但它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成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了“编纂民法典”的决定，从而启动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五次民法典编纂工作。

王轶告诉荔枝特报，这一次编纂民法典的条件已经成熟。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都诞生于他们国家历史上非常辉煌的上升阶段，目前我国已具备相应的软实力，能够凝聚较高程度的共识。其次，任何国家进行法典的起草，都是重大的政治决断，“这次进行民法典的编纂，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相当程度的理论准备已经成形，“我国民事立法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那就是立法机关、实务界、学术界三结合，所以理论准备很重要。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民法学界一代代努力，初步民法体系得以建构。”王轶认为，中国民法学的体系，为民法典的编纂提供了理论支撑。

民法典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人格权独立成编

将人格权独立成编，纳入民法典的编纂，是王利明曾向立法机关提出的建议之一。如今，人格权编已然成为民法典草案的一大亮点。

王利明表示，世界各国民法典中并没有独立成编的人格权制度。在我国民法典草案中，人格权独立成编，不仅弥补了传统大陆法系“重物轻人”的体系缺陷，为人格权法未来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满足了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强化了对人格尊严的维护，也回应了人格权保护在网络信息时代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解决了实践中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保护公民的人身权、人格权，人格权独立成编就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任务，进一步强化对公民的人格尊严的保护。”王利明提到，人格权编里首次提出维护私人生活安宁，并将其纳入隐私权。

王利明举例道，民法典草案确认维护个人私生活安宁，严格禁止偷录、偷拍、偷窥等行为。此外，针对垃圾信息泛滥、信息泄露和信息倒卖的情况，民法典草案在人格权编里设置了多个条款强化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民法典草案对于个人信息的定义非常全面”，王利明表示，过去对个人信息的定义只针对身份识别，但按照民法典草案的规定，还包括个人行踪等信息，”比如位置信息也属于个人信息的重要内容，所以网站不能随意公开披露用户的位置信息，否则也是对个人信息的侵害。”

开门立法：42万人参与，收集意见102万条

“从2019年12月28日至2020年1月26日的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民法典草案共收到13718位网民提出的114574条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岳仲明透露的这组数据，是民法典作为开门立法典范的最直接佐证。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冉克平表示，民法典本身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立法时间相对较长，涉及的民事权利与人们息息相关，因此参与的民意众多，也引发广泛讨论，体现了我国民主立法程度提高。

据统计，过去五年间，民法典编纂前后共10次公开征求意见，有425600多人参与提供意见，总数达102万条。“比如婚姻家庭编收到的意见有二十多万条，部分合适的内容被草案采纳。”冉克平说。

荔枝特报了解到，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收到意见最多的当属“夫妻共同债务”。最初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这个条文实际上相当于把夫妻之间捆绑起来了。夫妻只要一方负债，另外一方必然将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而且例外的情况非常少见。”冉克平指出，该规定有助于保护债权方的利益，但非常不利于保护举债方配偶的利益。“在利益衡量上存在失衡之处。”

2018年1月17日，最高法颁布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最新司法解释，“新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共同生活和生产经营的债务，原则上是推定为个人债务，除非债权人能证明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那么就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冉克平表示，民法典第一次审议稿和第二次审议稿把这一司法解释明确纳入民法典，成为民法典草案婚姻家庭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文。“这个条文也是民意的体现。”

积极回应热点争议 凝聚共识取得最大民意公约数

从关系百姓“头顶安全”的高空抛物问题，到物业服务规范、禁止高利贷以及防止高铁霸座……民法典草案可谓是直面社会热点，回应公民关切。

王轶曾参与物权编专家建议稿起草，他表示，物权编增加了一种新的用益物权的类型——居住权，“居住权的提出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房价高企的今天，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城市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而居住权又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王轶认为，居住权在一定范围内能发挥解决基本民生问题的功能，能让闲置的住宅真正实现物尽其用。

积极回应时代关切的同时，争议仍然存在，其中备受关注的是草案中的“30天离婚冷静期”。冉克平解释说，提出离婚冷静期的初衷是为了避免冲动离婚，婚姻不仅涉及家庭稳定和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也关乎着社会和国家的稳定，离婚冷静期“实际上是希望避免冲动性离婚来冲击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冉克平告诉荔枝特报，对于离婚冷静期中的家暴问题，可以通过设置家暴中断离婚冷静期的条款予以化解，同时应当看到，离婚冷静期仅适用于协议离婚，夫妻双方仍然有诉讼离婚的路径。

王轶认为，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也是凝聚共识的过程。物权法曾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但没有解决如何续期、要不要交钱、按照什么标准交，“这在当时没有共识，所以没做规定。”

王轶指出，这次民法典草案物权编向前走了一步，“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又凝聚了一些共识，那就是续期费用的缴纳和减免，要通过法律行政法规作出规定”，王轶表示，民法典为未来解决类似问题指示了发展方向和解决途径。

王利明对民法典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表示，整个民法典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民法典草案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借鉴两大法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和规则，“我觉得我们的民法典是一部良法”。

他同时表示，民法典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古人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关键的难度还在于怎么实施。“在民法典颁布之后，我个人衷心地期盼，要准确地理解民法典，正确地使用民法典，真正把这部良法从纸面上的法律转化为行动中的法律，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全面依法治国蓝图的实现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