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

　　《行政诉讼法》在规定了被告承但举证责任的同时，还对被告的举证行为作了一定的规定，这些规则是被告举证时应当遵循的。

　　1.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既要向法院提交事实根据，也要提交规范性文件，只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即当不能证明其行为合法时应当败诉，涉及附带民事诉讼的民事请示部分则仍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

　　2.被告举证的时间。被告应当在第一审庭审结束之前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在这之后提供的证据没有证明效力，但当被告举证后，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补充的，无论在何时均有权要求其补充，被告应当补充；

　　3.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只有当人民法院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时，被告的取证行为才是合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　　第三十六条：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延期提供。　　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了其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没有提出的理由或者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补充证据。　　第三十七条：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　　第三十八条：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　　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后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在我国，过去的立法并未直接使用过这一概念，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第一次出现”举证责任”这一用语。《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从而在立法上明确了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当被告不提供或者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时，则由被告承担败诉的后果。原告方并不因为举不出证据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而败诉。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具有特定性，是一种单方责任，总由被告方承担。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确立直接源于《行政诉讼法》的明文规定。但法律并不是随意加以制定的，这一条文的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法理基础：第一，被告负举证责任是依法行政原则的应有内涵。依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依法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必须依据法律、符合法律，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不仅要依据实体法，而且要依据程序法，即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定程序。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的一个最基本规则是”先取证，后裁决”，即行政机关在作出裁决之前，应当充分收集证据，然根据事实、对照法律作出裁决，而不能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行政行为。因此，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被诉至法院时，应当能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合法性。这是被告承担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基础。第二，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与原告相比具有举证优势。在行政程序中，行政机关处于主动地位，一般情况下，依其单方面意思表示即能引起行政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或消灭;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则处于被动地位。由于行政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同，原告无法或者很难收集到证据，即使收集到，也可能难以保全。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原告甚至几乎没有举证能力。相对于原告而言，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条件的行政机关则具有更优越、更现实、更充分的举证能力。拉丁法谚云：”法律不强人所难”。因此，从举证难易方面来考虑，由被告负举证责任是公允、合理的。第三，由被告负举证责任并不违背”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理，而恰恰 是这一原理在行政诉讼领域的特殊体现。从形式上来看，原告似乎处于主张者的位置，它主张的是某一特定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但是，从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来看，”违法性”是对”合法性”的否定。合法性属于积极事实 ，违法性属于消极事实。积极事实是肯定自身而否定外在的一切事实，范围较小，容易记明;消极事实是否定自身而肯定外在的一切事实，范围较大，难以证明。从公平原则和揭示案件事实真相的理想要求的角度出发，立法者通常规定，对于一物两面的事实，由主张积极事实的当事人而不是由主张消极事实的当事人负担举证责任。 把行政诉讼程序和先前的行政程序联系起来看，提出积极事实，主张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合法性的正是作出该行为的被告行政机关，被告行政机关当然应该提出证据负责证明其主张的成立。第四，由被告负举证责任，还有立法政策上的考量和行政导向方面的意义。如前所述，从法律设置举证责任的目的来看，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法院应当如何作出裁判的问题，即解决这种真伪不明状态引起的不利诉讼结果的归属问题。在诉讼中，法院要依据相关的实体法来确认当事人主张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而这种确认又必须借助对一定案件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来完成。但是，并非所有的事实都能够查明，事实真伪不明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客观存在。 当真实真伪不明时，诉讼不能就此无限期拖延下去，法院仍然需要适用法律对案件作出裁判。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法院应当假定该不明事实存在，还是假定其不存在?这是作出裁判前必须作出的选择。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合理办法是设置推定规则，即当基础事实(已知事实)存在时，法律推定另一事实(未知事实)存在或者不存在。事实上，法院的审判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认识活动，而且更是一种选择和实现法律价值的过程。 行政诉讼要解决的问题是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从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即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出发，摆在立法者面前的唯一合理的选择是设置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推定原则：当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被诉至法院时，法律推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的，除非行政机关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推定事实(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存在，即行政机关以证据证明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合法的。当行政机关不提供或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而使该案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法院只能判决行政机关承担败诉的后果。 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所具有的行政导向方面的意义在于，有利于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促使其严格遵守”先取证，后裁决”的程序规则，以充分实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行政诉讼法制定以前，理论界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这种争论也并没有随着行政诉讼法的正式颁布而宣告终结。如被告负主要举证责任说、根据法律后果分配举证责任说、根据行政行为内容分配举证责任说、根据具体案件分配举证责任说等。 近来又有学者提出原告负程序上的举证责任、被告负实体上的举证责任说; 原告承担推进责任、被告承担说服责任说; 甚至还有学者提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应当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笔者认为，以上种种观点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行政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行为。在行政诉讼中，原告的举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起诉时对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的证明，二是在诉讼进行过程中的举证。原告(起诉人)对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的证明是为了使诉讼得以成立，启动诉讼程序，与诉讼后果并无关系，因此并非举证责任。原告在诉讼进行过程中的举证是为了提出反证，减弱被告方证据的证明力，原告举证与否与败诉后果亦无必然的联系。原告事实上完全可以坐以待判，但为了增加自己胜诉的可能性，进一步提出反证却是更为明智的选择。对原告来说，举证是一种权利，而并非”风险义务”。主张原告也应承担举证责任的学者似乎受到英美法系国家司法审查的”启示”。的确，英美国家的司法审查基本上适用民事诉讼的程序规则，但不应忽视的是，在证据问题上，英美国家普遍实行”案卷主义”。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仅限于对行政案卷的审查，拒绝接受当事人在行政案卷以外提供的任何证据。负责提供行政案卷的是也只能是行政机关。司法审查虽然基本上适用民事诉讼程序，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两者遵循一样的规则(民事诉讼并不存在”案卷排他性规则”)。”案卷主义”决定了司法审查也是由被告负举证责任。这在英美国家的普通法和制定法中都有规定。 那种认为行政诉讼应当和民事诉讼一样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所解决的法律争议的性质并不相同，这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实行同样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最高人民法院最近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明显受到了这些”新”观点的影响。《若干解释》第27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一)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二)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三)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四)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实。”该条第(一)项的规定属于起诉条件的要求，并非举证责任，已如前所述;第(二)项规定的”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而非证明申请符合法定条件)仍然属于起诉条件的范畴;至于第(四)项的规定，已有学者指出，是一个失败的条款，它很可能成为个别案件中的被告逃脱举证责任的借口。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此外，《行政诉讼法》第35条还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由此可见，在行政诉讼中，应当是由行政机关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所实施的行政行为合法，而不是由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收集证据证明该行政行为违法。此外，行政机关在诉讼过程中不得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这也就意味着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据只能是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就存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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